迟子建的诗意女性塑造

女性，是迟子建给予关注比较多的人物，迟子建的诗意女性塑造是如何塑造的呢?

戴锦华曾言迟子建“带给文坛的，不仅是一脉边地风情，而且是极地人生与黑土地上的生与死：是或重彩、或平淡的底景上的女人的故事。”这不得不说是迟子建的一种偏爱，那些内心与身体(现实)相背离的女性们所指涉的最终是迟子建自己——相对这个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情感(诗情)沙化的现实世界来说，一个高歌美爱、无限放大人性之善的女子多少带有孤独的呐喊者的意味。迟子建也坦诚，自己这只笔并不是要温暖谁，而是给自己一种力量，活下去，相信爱的力量——所以，她在文字里构想同类、想象完满，用女萝、方雪贞、芳草洼女主人、鹅颈女人、瓮史美、瓦云、丢丢、陈青“再现”自己，将世俗身体与诗情内心的碰撞附着在一个个不同的故事上，并在故事的结尾处给予每个女性都渴求的实现了的“理想”。

中篇小说《芳草在沼泽中》里的芳草洼女主人公守着内心里的“芳草”在“沼泽”里过自己贫穷而平静的日子。在“我”与女主人的一次谈心中，她说了这番话：

“‘人活着其实就是因为有个形容不出的内心生活，没有这个，生活就显得枯燥无味了。这个内心生活不是柴米油盐，不是通常我们所看到的日子，但它是美好的。’她在说这一切时候，脸上洋溢着动人的光泽，好像她内心深处的阳光一下子奔涌出来了……‘你过着简单朴素的日子，却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内心，你的内心装得下你渴望着的一切东西。’”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迟子建作品里那些生活在底层“沼泽”但内心植有芳草的人物的宣言，她们安贫同时也乐道，身体被生活所捆缚内心却能望得见生活里细枝末节而被忽视的美，并在这种美里享受生活感恩生活。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状态也许是一种自欺欺人，是文学里的想象;但对内心洋溢着诗情的迟子建来说，它却是真实的，她孤立于世人的评论之外，站在“北极村”的世俗生活里写着“童话”并借人物表达自己的内心。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迟子建也没有摆脱历来难以解决的女性生活的困惑。这是一种传统。女性除了归附男性并与之组建家庭获得情感的独享权之外，似乎难以寻出另一种道路与结局;也唯有在家庭里获得相亲相爱的情感互动方是女性之最终所求和最彻底的幸福。观之当代，此种传统仍被反复强调(“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做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是一种从古贯穿至今日的思想。迟子建的女性人物也未能偏移这条轨道，女性的自足感始终来自她的家庭以及她的另一半——男人。《秧歌》里的小梳妆苦等付子玉多年，直至自己熬成老太婆;在付子玉终于回到南天阁时，小梳妆选择了结束生命。她曾说“人要活着就总得有个盼头才行，一年一次秧歌，年年都有盼头，日子才能过下去。”小梳妆的自杀并不是因为苦等未果，而是等到之时自己不再年轻貌美，当“女”已不能“为悦己者容”时，盼头已经不在了。小梳妆的死去，寡情的付子玉也难逃其咎，可是就连小梳妆自己都未曾有过怨恨“没有薄情的男人，是有痴情的女子”。与小梳妆人生境遇作了鲜明对照的女萝，似乎说明了女性所追求的幸福在于随遇而安无为之为上。十五岁时女萝遭王二刀强暴。隐忍。怀孕之后用匕首逼迫王二刀娶自己。婚宴当天，挺着大肚子的女萝“脸上弥漫着温存平和的微笑，她透过窗户想象着外面有雪时的情景，那时，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该出世了，她觉得浑身暖洋洋的。”早先的不幸已不复存在，反而获得了婚姻内来自家庭/为人母的幸福。生下儿子会会的十年之后，夫妻二人不吵不闹，日子过得平和极了。这是一个女性终得有偿的故事;尽管是以悲剧开始。似乎还远远不够，迟子建安排了一场小梳妆和女萝的相遇。在这场相遇里，交代了两人的人生态度。女萝“没有秧歌就没有盼头吗?日子总得过下去呀”;小梳妆“年年都有盼头，日子才能过下去”。前者达观隐忍随遇而安并收获了平和的家庭;后者成就了一个遭抛弃的女人的故事。女萝的隐忍当中又有着相矛盾的顽固——用强硬的逼迫使得自己跟王二刀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在这个家里，她寻求到了“圆满”：丈夫归心不再拈花惹草，儿子懂事乖巧，成立药店家境渐趋殷实。又在那场相遇里，获得了一枚在龙血选首饰店相中而她自己远不能购得的红宝石戒指——一份过于明显的奖励。女萝的结局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女性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女萝的收获，也是迟子建的期盼(在文学世界里让自己完成想象、理想达成);但也终究没有走出家庭之外的出路。

但女萝又有独特之处，她不是为世俗所奔波所累的女子。她对现实持一种友好的态度，那是因为她顺气自然的心态并不执意于如她周围女人所执意的婚嫁之事。女萝内心自由而独立，从不期望依靠男人过活，即使和王二刀进入婚姻也只是出于要肚子里的孩子孩子需要有个爹。她的快乐不是来自物质上的，而来自于对自然的奇特的感受力和奇特的偏爱：晚饭过后天边出现猩红的晚霞，女萝会站在树下望夕阳，喜欢有雨的日子，坐在窗前听雨声听得泪眼婆娑，还有覆盖天地的大雪……她对自然之物的关注和喜爱远大于对世俗之事，并不排斥生活甚至是积极地去过活，但是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呐喊，这种声音引导着她心灵真正的快乐，心灵的满足和充实更在于物质生活之外的别处，这就是女萝的诗情内心。“现代女性生存与书写的困境，在双重尺度、双重光照之下的女性体验，或许是在别一层面上。”笔者所认为这种困境即是她们那诗情内心与物质现实的矛盾，丰富而细腻的内心怎样在这个喧哗浮躁的现实里保有完整。

在《秧歌》里或许是迟子建无意之中碰触到了女性的诗情内心与灰暗现实的困境。无论是女萝独自看花灯数杨树时的貌似孤独实则享受其中那红白紫色的.灯盏还是柴旺家的数落霜花的小女儿情态，亦或是瓮史美陶瓷碎片并对留下这些碎片从未谋面的男人仅凭电话声音而一见钟情的浪漫之举：这些被迟子建作或短暂或长久地记录的女性之生存，无一不呈现着迟子建小说里女性那别于她们之身份、处境的诗性内心。或如柴旺家的对人对物一副有情：临出家门对够轻言帮“我”看家，过年赏你一个肉包子，呵斥沾到刘海和睫毛上的霜花，家里融冰的窗子水溢弥漫是一个回忆沧桑往事的老人;或则是鹅颈女人随性的自由心态、方雪贞怀恋的那一片东山坡的微风和月色、瓦云对自己名字的诗意的解释……这是笔者所偏爱的女性故事系列，将《芳草在沼泽中》《灰街瓦云》《逆行精灵》《零作坊》《微风入林》《起舞》《第三地晚餐》《福翩翩》等不甚相关的作品并入此间。这里有生活的重负、命运的波折和小至琐碎的嫌隙，但无一不在顽强地隐忍、几近残酷的承受里透露出一份女性的敏感细腻和自由洒脱。在以上作品里，女萝、瓮史美、方雪贞、鹅颈女人、瓦云、陈青、丢丢、柴旺家的等这些女性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如诗般的精灵，而是活在真实的东北大地上，体验那庸常或悲惨的生活。她们那奇特的单恋、性爱的出该、对自然细腻的感受皆隐含着她们那无形、无处可容的内心，对自由、情感、自然——对自我内心渴望其顺应成长的诉求。

已说不清是否是因为“不合时宜”的内心而让她们遭受了如此的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拥有不与现实和解的内心的确加重了她们与现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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