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雅舍小品》雅舍、拜年

梁实秋《雅舍小品》雅舍、拜年

引导语:“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下文是有关梁实秋先生《雅舍小品》中的《雅舍》与《拜年》原文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雅舍

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篦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是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的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相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聚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住在“雅舍”!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濛濛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

“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西人常常讥笑妇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证。诬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旁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夹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

“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

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因缘。

拜年

拜年不知始自何时。明田汝成《熙朝乐事》:“正月元旦,夙兴盥嗽,啖黍糕,谓年年糕,家长少毕拜,姻友投笺互拜,谓拜年。”拜年不会始自明时,不过也不会早,如果早已相习成风,也就不值得特为一记了。尤其是务农人家,到了岁除之时,比较清闲,一年辛苦,透一口气,这时节酒也酿好了,腊肉也腌透了,家祭蒸尝之余,长少毕拜,所谓“新岁为人情所重”,大概是自古已然的了。不过演变到姻友投笺互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回忆幼时,过年是很令人心跳的事。平素轻易得不到的享乐与放纵,在这短短几天都能集中实现。但是美中不足,最煞风景的莫过于拜年一事。自己辈份低,见了任何人都只有磕头的份。而纯洁的孩提,心里实在纳闷,为什么要在人家面前匍匐到“头着地”的地步。那时节拜年是以向亲友长辈拜年为限。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缎靴,跨上轿车,按照单子登门去拜年。有些人家“挡驾”,我认为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给你一盏甜茶,扯几句淡话,礼毕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大厅,内中阒无一人,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活见鬼!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见人就磕头,原是处世妙方,可惜那时不甚了了。

后来年纪渐长,长我一辈两辈的'人都很合理的凋谢了,于是每逢过年便不复为拜年一事所苦。自己吃过的苦,也无意再加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去。阳春雪霁,携妻室儿女去挤厂甸,冻得手脚发僵,买些琉璃喇叭大糖葫芦,比起奉命拜年到处作磕头虫,岂不有趣得多?

几十年来我已不知拜年为何物。初到台湾时,大家都是惊魂甫定,谈不到年,更谈不到拜年。最近几年来,情形渐渐不对了,大家忽的一窝蜂拜起年来了。天天见面的朋友们也相拜年,下属给长官拜年,邻居给邻居拜年。初一那天,我居住的陋巷真正的途为之塞,交通断绝一二小时。每个人咧着大嘴,拱拱手,说声“恭喜发财”,也不知喜从何处来,财从何处发,如痴如狂,满大街小巷的行尸走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见了我也拱起手说“恭喜发财”,出家人尚且如此,在家人复有何说?这不合古法,也不合西法,而且也不合情理,完全是胡闹。

胡闹而成了风气,想改正便不容易。有一位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元旦之晨犹拥被高卧,但是禁不住家人催促,只好强勉出门,未能免俗。心里忽然一动,与其游朱门,不如趋蓬户,别人锦上添花,我偏雪中送炭,于是他不去拜上司,反而去拜下属。于是进陋巷,款柴扉,来应门的是一个三尺童子,大概从来没见有这样的人来拜年过,小孩子亦受宠若惊,回头就跑,正好触到一块绊脚石,跌了一跤,脑袋撞在石阶上,鲜血直喷。拜年者和被拜年者慌作一团,送医院急救,一场血光之灾结束了一场拜年的闹剧,可见顺逆之势不可强勉,要拜年还是到很多人都去拜年的地方去拜。

拜年者使得人家门庭若市,对于主人也构成威胁。我看见有人在门前张贴告示:“全家出游,恭贺新禧!”有时亦不能收吓阻之效,有些客人便闯进去,则室内高朋满座,香烟缭绕,一桌子的糖果,一地的瓜子皮。使得投笺拜年者反倒显着生分了。在这种场合,剥两只干桂圆,喝几口茶水,也就可以起身,不必一定要像以物出物的楔子,等待下一批客人来把你生顶出去。拜年虽非普通日子访客可比,究竟仍以给人留下吃饭睡觉的时间为宜。

有人向我说:“你别自以为众醉独醒,大家的见识是差不多的,谁愿意把两腿弄得清酸,整天价在街上狼奔豕窜?还不是闷得发慌?到了新正,荒斋之内举目皆非,想想家乡不堪闻问,瞻望将来则有的说有望,有的说无望,有的心里无望而嘴巴里却说有望,望,望,望,我们望了十多年了,以后不知还要再望多么久。人是血肉做的,一生有几个十多年?过年放假,家中闲坐,闷得发慌,会要得病的,所以这才追随大家之后,街上跑跑,串串门子,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谁还真个要给谁拜年?拜年?想得好!兴奋之后便是麻痹,难得大家兴奋一下。”

这样说来,拜年岂不是成了一种“苦闷的象征”?

人物生平/梁实秋[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1915年梁实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

1920年9月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发表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1年5月28日于《晨报》第7版发表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

1923年8月毕业后赴美国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留学。

1924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25年任中国海洋大学第一任外国语学院系主任。

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

1930年在当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改国立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并于1930年9月30日正式任命杨振声为国立山东大学(原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便邀请梁实秋(包括闻一多、梁实秋、张煦、洪深、李达、老舍、游国恩、沈从文、吴伯箫、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王普、博鹰、王恒守、任之恭、王淦昌、王统照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到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当时江青在国立青岛大学(即山东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

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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