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词风格

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曾根据李诗《山中问答》和《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提出“李太白诗体”的概念，是宋人中最早用“体”字概括李诗风格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进一步提出“以人而论，则有太白体”。严氏以卓异的诗性感悟和独特的诗学思考介入了当时的李杜优劣之争和李白诗歌风格的辨析：“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诗评》)“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荆公)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予故不得不辩。” (《考证》)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是：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此论一出，后世崇杜抑李者或崇李抑杜者似乎都是在小结裹上做文章，终不及这段文字坦荡大气、方正严明。

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上阳台帖》，现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从李杜风格的辨析上看，太白体：飘逸;少陵体：沉郁，也因此成为千古不易之论。严羽论诗注重风格批评，而且有一套辨析风格的独特方法。他在《答吴景仙书》中说：“吾论诗，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诗辨》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长，曰远，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五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方法，而是诗歌文本构成的五大要素或五个结构层面。所谓“析骨”、 “析肉”云云，就是要从五大要素或五个结构层面入手解剖分析诗歌文本。严羽对“太白体”的诗学透视包含若干新的重要认识。

首先，严羽提出读李白诗要认识“真太白处”：观太白诗，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真太白处”、“其安身立命处”究竟是什么，严羽没有直接说明。细案《诗评》，惟有一处论及《离骚》的文字可与此相发明：“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识真太白处”和“识真味”，所涉及的问题的性质应该是一样的，按理都应属于“五法”中“兴趣”这一层面。“兴趣”是五法中最核心、最内在的一部分，陶明濬解释为“精神”，极谛。严氏说要“识真太白处”、“识其安身立命处”就是要人们在感受太白天才豪逸的同时，认识其中所包含的性情精神。显然，严羽认为太白的性情精神为其天才豪逸所表现，同时也被它所遮蔽，如果不能披文见质，就不能真正认识“太白体”。

为此，严羽在比较李杜诗风时特别举出李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二诗，说明其中体现了“子美不能作”的飘逸风格。毫无疑问，《梦》、《远》二诗充分体现了李白天才豪逸的特点。《唐宋诗醇》评《梦》诗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又引杨载评《远》诗语云：“波澜开阖，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⒁但是细案二诗，《梦》诗执着于人格的独立，大有屈子《远游》的精神意味;《远》诗则执着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我纵言之将何补”，极为诚挚、沉痛，“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更见其忧愁的深远夐绝，王夫之读到此诗，说了一句“供奉深”，算是真正识得太白“安身立命处”了。

严氏选择《梦》、《远》二诗为例说明 “太白之飘逸”，并不是随意性的。与欧阳修激赏“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横放相比，与黄山谷赞美“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天真爽朗相比，与杨万里向往“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超然出尘相比，与朱熹肯定“大雅久不作”的雍容和缓相比，严羽所选二诗，具有超然与执着，飘逸与沉痛的双重美感;严氏所看中的，也正是二诗以超然写执着，寓沉痛于飘逸的`风格品质。“太白体”的主要内涵可能就在此处。其次，在与杜甫的比较中，严羽又指出李诗具有与杜诗相同的力量和浑厚品质：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郭绍虞先生认为，“金鳷擘海”比喻“笔力雄壮”，“香象渡河”比喻“气象浑厚”。豪放飘逸的风格，是极难把握的，豪易失之粗，逸易失之轻，俊快则易失之容易。

《诗人玉屑》引敖陶孙语：“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只看到了李诗飘忽轻灵的一面，没有理解其浑厚有力的一面。清人贺贻孙《诗筏》曾就李诗浑厚的特点加以发挥：“所谓厚者，以其神厚也，气厚也，味厚也。既如李太白诗歌，其神气与味皆厚，不独少陵也。”与严羽“香象渡河”之喻包含的意思相近。浑厚与有力是紧密联系的，荀子《劝学》谓“其水积也不厚，则负舟也无力。”厚是力的基础，笔力的“雄壮”源于气象的“浑厚”。同时，气象的浑厚又与情感(兴趣)的深厚密切相关，执着深厚的情感是浑厚“气象”的基础。严羽虽没有如此清楚的阐述，但从他立论所涉及的层面看，则不妨作如是观。复次，严羽虽然承认李白“天才豪逸”，但并不认同所谓 “仙才”的说法：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

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宋人沿袭唐人关于“谪仙人”的说法，并进一步加以发挥，《麈史》记宋祁语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徐积《李太白杂言》云：“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从某重意义上看，这种虽是赞美实则神化、仙化的认识，与将李白俗化(“识度甚浅”、“多言妇人酒”)的倾向一样，都是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误解。

太白之诗是有法还是无法，是有待还是无待，是可法还是不可法，宋人一般认为李诗无法、无待，也不可法，所以艺术风格有一种似非人间所有的神秘性。黄山谷认为“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郑景韦认为“李谪仙，诗中龙也，矫矫不受约束”，杨万里则认为李白诗“如子列子之御风，无待乎舟车也”，“无待者，神于诗”，朱熹一方面认为“李太白天才绝出，尤长于诗”，一方面又认为“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严羽《诗评》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认为李白诗歌是有法的，只是李诗之法与一般意义的诗法不同，更多一些个性色彩和兴会标举，属于无法之法。严氏继李阳冰《草堂集序》之后，将李诗风格重新定位在“天仙之词”上，实际上恢复了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对正确认识其诗风格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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