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断代史研究的意义论文

一、断代史是用新的视角对体育史进行再研究

传统的体育史学研究模式主要传承古代史学模式，以“寻根史学”为重点，研究范围停留在体育制度史、体育思想史、体育运动史以及精英人物的体育实践活动的狭窄领域内。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史学的崛起，成为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学术界变革的重要学科领域，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体育运动史、新民主主义体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的研究都有大的突破。可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体育史学遇到了学术危机。有的称之为“低谷期”，有的称之为“衰落期”，有的称之为“转型期”，北京体育大学谷世权先生则称之为“间歇期”［2］。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里，体育史学经过对史学危机的深刻反思，认定了“参与史学”“史学为现实服务”是体育史学今后发展的主线。有论者指出:“20世纪到21世纪之交，中国的体育史学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其实质是，中国的体育史学开始由传统的‘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的变革”［3］。在“参与史学”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主题的体育史论著。这也为体育史学视野下移、学术转向做好了准备。当前，视野下移、微观史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其总的趋势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是随着社会史和社会科学化的发展，为社会、为民众服务意识加强造成的，与传统史学不一样的是，它一改过去只注重上层社会、聚焦官方活动、关注精英人物的研究取向，将视野转向下层、着眼民间，这一学术趋向在体育史学术界也得到一定的反响，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体育断代史的研究，无疑是体育微观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朝代体育史、断代体育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育整体史学的研究范围的拓展，要在一个朝代中拓展内容，除了在原有主体取向精英研究、官方研究的基础上，要将视野更多地投向下层，视线移向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生活方面，使之在体育史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研究局面，从而给读者提供更广阔的体育文化空间，可以说体育断代史研究，也是将民众体育生活史入主体育文化主流，是文化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体育断代史不同于体育通史，体育通史不局限于一朝一代，分纪传体和编年体，按各个朝代列出框架，在各个朝代中再按项目进行章节写作。通常体育通史的各个朝代列出的内容基本相同，长期以来盛行的是编年体的写法，大多按年、时、月、日记载的排序。断代史也可以是纪传体的形式，可以继承“纪”的体例和“表”的体例，但又不受原有内容的束缚，扩大一些文献记载的范围，如某朝代体育与地理、某朝代体育与绘画、某朝代体育民俗、某朝代的骑射武艺、某朝代的球类运动等等，将体育通史每一个章节、每一项内容再一次划分和细化。

断代史可以对某个朝代最出色、最有特点的地方作重点研究，深挖史料、全面分析。可以弥补体育通史内容不够详尽之处。诸如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圈的问题，从空间和某种体育文化因素上看，晋南北朝最重要的体育文化圈主要有居住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匈奴、鲜卑、羌族以及汉族文化圈。南北朝主要有北方地区体育文化圈和南方体育文化圈。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圈，其体育特点是善骑射、摔跤、举重等项目。中原汉族体育文化圈，主要开展围棋、投壶、导引养生，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造成文化的震荡、迁移、传播的加速，所以在历史上形成过多个体育文化圈［4］。此外，还有晋南北朝体育“边缘化”的问题，胡汉体育跨文化传播问题，地理环境与游牧民族射猎文化形成的问题，晋南北朝庞大家族体系形成与体育的关系问题。唐代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体育文化，可称得上是绚丽多姿、博大精深，堪称中国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精粹。笔者于2001年撰写出版了第一部古代体育断代史《中国唐宋体育史》。2009年又在原书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唐代体育文化史》，并增加了不少内容，如地理环境与唐代体育文化、从唐代市民生活看唐代社会的体育消费、唐代的民俗体育文化、唐代体育文化传播、唐代绘画叙事中的民俗体育功能及其人文精神等，还专门对唐朝少数民族(突厥、吐蕃、鲜卑)的体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又对长安体育与地理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唐代长安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为唐长安民俗体育、端午赛龙舟、街巷蹴鞠创造了地理条件。唐长安是一个文化之都，文人墨客云集，他们用精彩的诗句描绘了当时各种体育活动，产生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5］。

体育断代史还扩大了对少数民族体育历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写到“射“文化时，指出:北朝少数民族地区是强弓大弩，驰马射箭，目的是求实用，而中原地区(南人)却完全相反，射的目的是“揖让升降，以行礼焉”，是礼教的需要。《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一书着重研究辽、夏、金、元各少数民族的体育，勾画出它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脉络，探明辽夏金元体育在中华民族体育中的地位和影响。该书还有辽夏金元狩猎文化、宗教与辽夏金元体育文化、辽夏金元的骑射文化、辽夏金元的武术、辽夏金元文学与体育、地理与辽夏金元体育、辽夏金元体育与服饰、辽夏金元民俗体育等章节，是一般体育通史很少有涉及的［6］。可以说，仅写一部体育断代史，就比一般体育通史相关内容增加数十倍的史料。

二、体育思想需要从断代史中挖掘资源

体育思想史是中国体育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漫长的中国古代体育实践过程中，许多政治家、养生家、医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和哲学家，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了理性的认识，提出了各种的主张，这就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形成的很重要的理论基础［7］。各个朝代的体育思想又各有侧重，用断代史开辟一章或二章来讨论一个朝代的体育思想，可以更系统、详细、深入考释与阐述一种体育观念在一定时间段上的表现。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时期，在长达316年中，兵连祸结、战乱频繁是最大的特点。西晋末年，西北一带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生活和文化逐渐与汉族融合，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时，从平城迁都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封建的政治经济改革，完成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恐怖，士大夫普遍追求清净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加之汉时盛极一时的儒学由于汉末农民起义的猛烈冲击，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大大减弱，崇尚老庄虚无思想的玄学乘机而起。其后玄学又与讲求长生的道教、讲神不灭的轮回报应的佛教调和混杂，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这种情况在体育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于魏晋南北朝复杂的历史状态下多端绪繁的体育史事，在一般体育通史中，只能作大略的描述。而且对其中不少史事则因为“通史”有限的篇幅而被忽略。《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详尽地论述魏晋南北朝体育思想，如:晋南北朝体育与宗教文化;魏晋家教文化与体育;魏晋南北朝体育的文化内涵;南北朝围棋与清谈玄学;南北对峙时期玄、道、医、佛与体育的关系;两晋南北朝的养生及其特点;晋南北朝体育与哲学。在一部书里用占1/4的`篇幅内容来论述一个朝代的体育思想，这是一般通史不可能办到的，这正是体育断代史的优势所在。

(2)唐宋体育思想发达程度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养生思想在唐宋两朝达到高峰，唐人在创造体育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精神生产活动，创造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物质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的直接产物，如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政治、法律、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理论、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都是精神文化的内容。列宁把这种精神活动的社会关系称为“思想关系”，人们正是在这种由物质关系决定的思想关系中创造精神文化的。唐代体育思想之所以绚丽多彩，正说明唐人在体育文化活动中思想十分活跃。在宋代文化特点中，学风丕变、儒学复兴与新儒学(即理学)的产生，是其特点之一。对于宋代理学与体育的关系，应当站在历史的角度，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分析。虽然宋代理学主“敬”与“静”的思想，对以外表动作为表现形式的体育活动是不利的，但其静坐养心、保养真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保健身心是有积极作用的［8］。

(3)众所周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明末出现非儒非孔、非圣非君。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曙光。清代对西学的态度，最为流行的是代表大部分士人与清政府倾向的选择性价值认同“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神学)”的主张，这一主张发展成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将文化体系分割为“道”和“器”、本和末、礼与艺，强调变器、末、艺而留道、本、礼。思想、文化界的剧烈变化对体育思想也有直接的影响。明清是我国古代养生学发展达到完善和系统的时期，许多养生学家对古代养生书籍作了研究和整治，发扬精华，淘汰糟粕。荒诞不经者，皆略而不载。清代流行的太极拳，从形式上来说，是属于武术的养生，具有技击的特色。但从其主旨来说，则是属于养生类的体育，是我国古代导引术发展的结晶［9］。明清时开始用被视为宇宙本源的“气”来说明武术本体，从而成了传统武术“内功外拳”的技术结构。就连明清文化思想界重要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对体育也提出独到的见解和理性的提升。在清末体育思想近代发展中，洋务派、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生力军。严复认为:要与世界各国争强斗盛，最理想的国民应该是“力、智、德”三者具备［10］。这里的“力”指体力，“力、智、德”的排序，把体育抬得很高。康有为在《清开学校折》和《大同书》中提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等诸方面的教育。他建议学校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且都应注重体操。梁启超也提出:“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今用之，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体操之学采用一、二。”［11］。还有谭嗣同、孙中山、杨昌济、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精英对体育都有论述。总之，明清不少上流人物对近现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体育思想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是他们的著述、体育主张与实践却研究得不多，尤其是这些体育思想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受众情况、传播情况探讨就更少，而要将明清广袤的体育思想进行详尽、有体系的整理，仅靠体育通史是难以做到的，这也需要由断代史来扩充。

三、体育断代史和体育通史的互补和兼容关系

体育断代史描述的是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没有对历朝历代的体育运动进行系统的考察，因而会出现朝代与朝代之间有脱节，不相连贯的现象，甚至易出现缺漏和内容上的混乱，诸如唐代与隋朝、唐代与五代十国的连贯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往往在断代体育史中，上部写了《魏晋南北朝体育史》，一般接下来就写《唐代体育史》接着是写《宋代体育史》，这样就把隋朝、五代十国体育史遗漏了。宋朝与辽夏金元的体育断代史也是如此。而体育通史却能将相近、时间短的朝代贯通在一起。一般体育通史把“隋唐时期的体育”辟为一章节，把“宋辽金元时期的体育”放在一个章节，如1990年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而2005年出版的作为教材的《体育史》则采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古代体育”“晋唐时期体育”“宋元明清体育”的划分［12］，使许多体育内容的发展沿革以及前因后果较完整地呈现给读者。通史中“先秦两汉时期体育”合为一章，使得原始社会至汉代体育的历史脉络一线贯通。但是先秦至两汉有原始社会、夏、殷商、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等时代的更替，仅用千余字来叙述这么长的历史，显然远远不够，就必须用断代史来弥补其中的不足。体育断代史在写作过程中，也往往遇到追溯前代与连续后代的问题，如追叙前代不足就会让人感到源委不清。因此，在撰写体育断代史时，有时不得不突破断代的界限，比如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得到快速发展。在撰写魏晋道教就必须论及其源，甚至更早的黄老思想。写唐朝百戏必须谈其源汉代西域百戏，写唐代体育中的社会规范必须论及儒学至汉代以来的发展。换句话说，写汉三国就要把秦贯通起来，写南北朝体育史，也不只是以南北朝为断限，可能要上溯至三国，写唐代体育史，也要把隋朝和南北朝涉及到，完全不涉及前代后朝的断代史几乎是很少见的，也是不可取的。中国历史上，有些史书是断代与通史并存兼修的，如唐朝李延寿修撰的《南史》《北史》中则有断代史，也有通史体例，还有《金史》《元史》均有这种兼容的情况。我国的体育史中大多是以相近几个朝代贯穿在一起，如1990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编写的《中国古代体育史》，又如崔乐泉主编的《中国古代体育通史》［13］。也有以社会历史进程划分章节的，如2001年版《体育史》教材［14］。实际上也存在通史、断代史并存兼容的，如1990年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该书以相近几个朝代为章，而节上却采用单个朝代叙述的写法，如第七章宋、辽、金、元时期的体育，节分两宋体育、辽金元体育等。其实，体育断代史也可以采用通史的体例，诸如秦汉三国体育史，在部分章节中，秦汉三国几个朝代是贯通的，《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一书也都采用不以一个朝代为限，章节多以几个朝代上下承接。《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一书，虽以辽夏金元为主体，却也追溯唐宋，甚至上溯到匈奴的时代。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体育史书主要有通史和断代史两种体例。我国断代史体例的体育史书约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一般从史学角度说，应先断代后通史，但我国体育史则是先通史后断代史，因此体育断代史的体例规范大多受体育通史的启发。然而，无论是体育通史，还是体育断代史，都有优点和缺点。通史承接性好，一脉贯穿，使读者一目了然。但体育断代史对一个朝代的研究更为独立、完整和系统。目前从我国出版的体育史著看，有些是采用通史和断代史兼容并包的方法。这样可以使两者互相弥补不足，也足以说明通史和断代史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关系。体育通史和体育断代史共同表达出中国古代体育多姿多彩的历史，共同推进了当代体育史学的发展，为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体育史作出了贡献。

【体育断代史研究的意义论文】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