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日子现代散文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到站了，我与师傅王连根等人来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还是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1986年元月。

来到了上海，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繁华，来到了上海，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高贵。我在上海这个城市学到许多知识，也懂得了许多事体。

上海，这个东方国际大都市，向来是一个不夜之城。“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当夜幕来临之时，上海就华灯璀璨，完全进入了一片灯海之中。建筑的外墙彩灯，勾勒出了整个城市的轮廓，跳跃的霓虹灯，点缀了都市的灵魂，典雅的路灯象是窃窃私语的情人，而马路上的车灯更是流动的风情。在我这个乡下人的眼里，外滩的夜上海，是浪漫；人民广场的夜上海，是亲切；衡山路的夜上海，是神秘；淮海路的夜上海，是高雅；南京路的夜上海，是繁华。

行走在上海，最让我惊叹的是这座城市那些既老式又多姿的建筑风采。当然有些是我们的先祖遗留下来的，而更多的则远涉重洋，从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走来，跨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的漫漫岁月，又兼容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挪威、俄罗斯、日本、印度、阿拉伯、犹太民族等不同风格。

细数这些玲珑幽深的古典园林，挺拔秀丽的古塔，古朴浪漫的古桥，神秘莫测的宗教建筑，巍峨雄伟的银行大楼，华丽别致的各国领馆，规模宏大的饭店公寓，因主人的显赫而非同寻常的名人故居，江南传统与西洋民居结合的“石库门”，豪华典雅的花园住宅，盛极一时的娱乐场所，气派轩昂的商业大厦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是一个商业化气息相当浓郁的城市，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西藏路、金陵东路、豫园、徐家汇等这些闹市区，每天吸引着数以百万的外地游客，熙熙攘攘、人流如织也是上海的一大景观。

当年我们上虞真美日化厂在上海设了一个办事处，我与同事陈达文两个人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与上海的二级批发站和大型商场联系，推销本厂生产的“春江月”牌化妆品，负责接待来沪的本厂供销人员和关系单位人员并代为购买火车票、轮船票、飞机票及解决住宿问题。我还兼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跟上海二位老法师学习化妆品包装设计，开发“蒙丽”牌系列新产品。

我曾在上海拜了二个师傅，一个是上海八印厂的副厂长刘维亚(露美牌化妆品包装设计师)跟他学过化妆品外包装设计。另一个是上海家化厂中试室副主任姚洪亮(美加净牌化妆品包装设计师)学过玻璃瓶模具设计。

我虽出生在上海，但是在乡下长大的，对上海十分陌生。初来到上海，无数的人和无数的高楼环绕着我，一切从头开始学起。

我们首先是熟悉上海的公交线路，熟悉上海的弄堂弄尾。我与陈达文二个人每天拿着月票乘坐公交车，一路车接着换乘另一路车，当时乘坐上海的公交车，人很多也很挤，每每乘车我们都是在停靠站拼命地挤上车去的，在车上如果不是起点站上车的也很少能坐上座位，我们都得手握拉杆乖乖地站着到达目的地。记得当年上海的月票才6元钱。

那个时候，陈达文刚到上海办事处年令还很小，大概只有十五、六岁，初中刚毕业，我的师傅王连根为了培养他独立工作能力，有一次故意单独把他丢失在马路上，哈哈，说来好笑，陈达文或许是因为年令太小或许是因为不认识路，他竟蹲在马路上哭天抹地哇哇大哭了一番。讲老实话，当年的上海高楼大厦并不多，最有名气的就是外白渡桥的一幢24层上海大厦。但在我们乡下人眼里，上海全是高楼大厦，连眼下上虞很多的六楼多层住宅房，我们也眼花缭乱。

对一个外地人来说，要在上海工作，最困难的莫过于是方向难辩、道路难认！后来我在上海待了几年，才知道上海的道路还是比较好认的，上海市区纵横有序，每条路每条街每条弄堂都有路牌都有编号。

陈达文因为年轻，记性又好，后来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通，比上海本地人还熟悉上海的路线；更有一口纯正的上海白折倒了许多上海人！

我从小就喜欢上海话，因为我的父母来自上海。我以为上海话特别适合女人来讲，柔媚温婉。

“我不吃！”这句话用普通话来讲显得比较平淡。

“我弗要吃呀！”作为一个上海女人讲出来无形之中就嗲了许多，还使人仿佛能看到一个靓丽的女人，眼睛斜睨着对方，小嘴却嘟起，嗲嗲地吐出的那股撒娇状。

同样的话，换成用上海话说出来就多了些韵味或者调侃。

“喂，侬啥宁？哦，是侬啊？昨天哪能么来？我等了交关甚光，嗯，心理厢老急额！勿吃，贵来兮还发胖，各么侬陆点钟过来好了，再会！”上海人吴哝软语，打电话听来更是别有风味。

当年我们的“驻沪办”设在上海黄浦区四川南路永安路创新旅社，旅社门前是一个小小的永安路菜场，穿出弄堂东首就是外滩，前面是金陵东路，后面就是人民路上海城隍庙（豫园），前后左右都对着繁华的大街，热闹非凡。

在创新旅社住了几年，如今我只记得一个周阿姨了，好象是旅社头头。

那时创新旅社的后面是人民路城隍庙（豫园），虽说有点破败，但已经设有许多许多小商品的摊位，一摊挨着一摊，相当热闹。

惟九曲桥上，尚有擦皮鞋的.少年紧紧盯着行人游客声声直喊：“爷叔，皮鞋擦伐？”令人难堪。

上海的老西门也是在热闹的南市区，人民路上，我的记忆中老西门是上海老城区居民人口聚居密度最多的地方。路面两边都是二三层砖木结构建筑，一层是各种商店，如布店、杂货店、饭馆、茶馆等等，二层多是住户。马路上的行人也很多，大多衣着普通，很少有人西服革履。

当时上海的百货公司和各大商店货物比较充足，购买好些东西已不要票证了，但还有专门供应外国人的特种商店“友谊商店”，那里面的商品，包括进口货，当然多是外面难以见到的。这种店只收外币或兑换券（侨汇券），开头中国人都不让进，后来也开放了。

我记得当年在上海购买香烟还要凭票供应。上海本地人一般情况下抽的香烟大多是“飞马”、“大前门”，“牡丹”是需要办点什么事才买的；他们平时根本就不买高级香烟。

当时上海人的香烟是每户按月配给，每月供应的品种也不同。

据说每月高档香烟是“牡丹”、“上海”任选一包；价格都是0.49元的。

中档香烟每月2－3包，可选“大前门”、“光荣”；“大前门”是0.25元，有锡纸的0.38元；“光荣”0.32元，有锡纸的0.36元。低档香烟是“飞马”，每包0.28元，有锡纸的0.30元。“海鸥”0.32元。

当时免票的香烟有“劳动”，每包0.19元；“勇士”，每包0.13元；“经济”，每包0.08元。免票的香烟也可以拆零供应，比如给一分钱，拿一支“劳动”。

而“中华”牌香烟一般只会在逢年过节才“放”出来供应，贵的1.35元一包，便宜的0.70元一包。

那个年代香烟属于紧张易耗品，各地都要凭票供应。

在我们上虞过去的大红鹰、雄狮、新安江香烟每包价格分别为1角3分、1角8分、2角4分。而日常档次则是“前门”“牡丹，后来是“金猴”“古松”，再后来流行进口烟“三五”“健牌”“良友”，如今是“利群”“中华”。

那个时候我长驻上海，来我们办事处的人特多，差不多快成了百官的“驻沪办”，许多百官人到了上海都要来我们这里转转，因此我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接触最多的是益民商店经理孙柏荣，农资公司的金钉，还有精细化工厂厂长娄关仁和丁小龙。

往来进出的人多了，需要买烟招待客人，我们在上海的熟人就会把自己多余的烟票送给我们。我记得自己经常上门到石门路一位姓俞的人家去拿“前门”牌烟票，这位出生百官下市头交界桥的自族里人，当时在上海担任第四纺织厂的党委书记，是一位从云南炮兵部队师长任上转业的副军级干部，他是俞强介绍给我的，对我没有半点架子非常亲和。听说他老婆当年是上海科学院的，官比他还大。

在上海的日子，工作之余的晚上，我与陈达文二个人经常去外滩或马路上看上海的年轻人谈恋爱，外滩是上海有名的“情人角”。黑暗中在外滩石凳上、在马路电杆旁、在花木树下到处是一对对热恋中的情人拥抱接吻；外滩长长的水泥栏杆上趴满了情侣，他们一律脸朝滔滔黄浦江，捉对儿将那地方严丝合缝完全占据了。一眼望去，手拉手者有之，勾肩搭背者有之，大多则肩并肩地交头接耳、呢喃不止。这也是上海好多年的一道风景线！

还有上海的女人那种打扮真正是时尚海派，风情万种。既高雅又协调，让人分不清她的身份和年令。不似有的城市那种女人，明明是良家妇女，却偏偏打扮粗俗的象刚坐完台的小姐。这一切，在我这个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眼里，都感到很稀奇。

当然，我在上海也出过“喇叭相”，当时我们在上海每人每天有5元钱的旅差补助，虽然不算少了，但还是不够花销，晚上我们去饱眼福看“西洋镜”的同时，还顺手在昏暗的路灯下捡拾几张公交车票，回厂好报销啊！那个时候大多是三分、五分、一角钱面值的车票，有时能捡到一张一角五分面值的车票心里还会很高兴。刚出道的乡下人嘛！哈哈……来到上海，很多人就会想起繁华的南京路这条中国商业第一街，1998年南京路已改造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步行街。想起南京路并不遥远的历史，她的过去充满着血泪。

150年前，由麟瑞洋行大班霍克等人发起，在南京东路丽华公司附近建了上海的第一个跑马场，同时搞了一条通往外滩的小路。因为国人经常看到老外们在这路上骑马，故称此路为马路。它的正式名字为花园弄(PARKLANE)，上海人习惯称为派克弄。

当初的花园弄只有从外滩到现在的河南路一段，1853年由于小刀会在上海县城起义，大批的富绅和平民涌进了租界，激增的人口使得租界地价飞涨，跑马场老板立即卖掉了位于黄金地段的地皮，在现在的西藏路、湖北路、北海路一带建立了第二代跑马场，同时也将路面加宽到6米多，土路变成了煤渣路。

1862年租界当局以方便军队抵达太平军前线，越界筑路，将花园弄向西延伸，穿过跑马场，越过泥城浜(现西藏路当时租界边界)，直通静安寺，与同为越界筑路的徐家汇路(后称梅格路现华山路)接通。

同时跑马场也第3次搬迁，场主以12500两白银在界外购得430亩土地，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而旧地皮的出让价格为49425两白银。这段新开辟的道路被称为静安寺路，并在1866年正式划归英租界。

1865年租界当局为纪念《南京条约》而将花园弄和静安寺路分别命名为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

我在上海的时候，当年的公用电话亭遍布于城区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每一条弄堂口都安装有公用传呼电话，深受市民的欢迎。而居委会一般也会选择“拎得清”的阿姨看管公用电话。

我记得当年的收费标准好象是打一个电话收4分钱，传呼一个电话收3分钱。传呼电话给当时的上海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公用电话亭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繁盛于80年代，在90年代初期随着寻呼机的兴起，曾经达到了鼎盛。站立街头的公用电话和腰揣BP机的时尚男女也一度成为了上海的一道亮丽风景！

1999年，“大哥大”亮相上海滩，随后移动电话和家庭电话迅速普及，传呼电话也就被逐渐淘汰出局，而公用电话亭也尽被拆除……

现在的上海尤其是浦东，日新月异，栋栋崭新高楼直插蓝天。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开始告别亭子间、老弄堂、石库门，走向新生活。

上海是一座有着独特魅力的城市！我在上海的日子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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