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先贤主题征文

追慕先贤主题征文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那些以身许国、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纪念,小编收集了追慕先贤征文,欢迎阅读。
 

第一篇:追慕先贤

故乡村旁有条弯弯的小溪,清清的绕村流过,四季不息。

春来了,溪边盛开金珍花,引得蜂飞蝶舞;冬天,水面结有一层薄薄的冰、晶莹剔透,你能看到溪水跳着、舞着,潺潺流向远方。

自从小溪的源头龙王泉被填死之后,便只剩下一湾干涸的渠道。说它干也不尽然,每到雨季,总有一些积水存留下来,微风吹过,水面缬皱着,倒也汩量然、粼粼然。

儿时,在溪水边常看到姑娘、村妇浣纱的身影。那时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望着溪水,独自倾听哗哗、的流水声,出神地望着、想着……想些什么呢?说不清,现在也记不得了。大概总有一些借助那水光波影而使童稚的忙乱灵有所感的东西吧?因为水是可爱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了智者乐水,仁得乐山这句话,不免感念圣人的高明。但也有些茫然,见过比故乡水溪气派得多的大河,面对浑浊的流水,思绪常被牵去很远,但儿时在溪畔与水心交神会的懵懵感觉,却很难再现。

再以后,漂泊辗转,寄身他乡,难得见到如故乡水溪的一泓碧水,,和缕清波。偶尔行经名川大河,目光虽不免有种干涸的感觉。

幸好,我的居处虽无水,案头却常有书。我发现书里的古人与水相会,留下许多观水佳话。

你看:屈子行吟泽畔,魏武观海遗篇,陶公问津桃源,东坡赤壁作赋……骚人临水之际,是何等兴会淋漓!

再看:范蠡五湖泛舟,达摩一苇渡江,宗泽三呼过河,荷苻坚投鞭断流……志士凭流之时,双是保等意气风发!

人心灵对水的感受,或水对人心灵的昭示,常常因人、因时、因事、因势而大相径庭。此谓观水有术。水不同,人相异必不然,亦不必尽然。其实流水无言,古圣先贤却把如许沉重的人生感慨托寄给了它。

然而,流水却是有情的。这情属于生命,属于热爱生活和用心去体味人生历史的人。

俱往矣!

诗人也好英雄也罢,千古风流人物终被滚滚的流水淘尽。留下的惟有与水神交的晶体。

因为有了这些晶体,心中便常闪念着溪水的踪影。每每一些忧与乐萦回于胸时,它将会涤荡、滋润着我的心灵,使我从前人的情思中受到某些启迪,获得释然和解脱。

溪水如斯,包含了多少难言的会心与默契。

第二篇:追慕先贤

汨罗江是一条名闻遐迩的圣水,先后收留中国诗歌史上两位走投无路的诗人:一位在下游,以水为坟,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一位在上游,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陽晨雾。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秋冬之际,杜甫从长沙出发,准备顺湘江而下洞庭,转道襄陽回归河南故里。然而,他其时年近花甲,早已病体支离,舟入朔风凛冽的洞庭,更是多症并发而一病不起。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昌江县城,去投亲靠友。但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世星即告陨落,他年幼的儿子宗武只得将父亲草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也就是我们今日见到的平江杜墓。

在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我去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车出平江县城,颠颠簸簸,往南行二十余里,终于看到光绪十年重修的“杜公祠”。三张大门关闭已久,大约平日也少人问津,我们是不速之客,杜甫也早已长眠不起,蓬门今日当然也不会再为君而开,我们只得从旁侧围墙已经坍塌拆毁的缺口进去。

祠堂后面的小山丘上,有一栋建于多年前的房舍,门楣石匾上嵌刻有“铁瓶诗社”四字。管理墓园的老人领我们走到诗社下侧围墙的一扇小门边,打开那把资历不浅犹有古风的铜锁,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青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轰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

墓坐北朝南,青石墓碑正中镌文为“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之墓”,这就是我们的千秋诗圣最后的安息之所了。秋风吹来,墓草萧瑟。墓前的香炉小小,炉中残留三四根燃尽的香头,也不知是何方来客对他的祭奠。

杜墓至今萧条冷落,杜甫当然也无意于使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和遍布湘中与国中的宾馆酒楼夜总会娱乐城一争热闹与繁华,然而,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求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

第三篇:追慕先贤

当我想到我青年时候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时,我不能不纪念和怀想李大钊同志——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和我党的杰出创始人之一。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从边远的云南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穷乡僻壤来到了北京。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欺凌宰割,国内军阀混战,祖国的危难,促使很多有志青年探讨救国救民的真谛。有些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以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能改变中国;还有的人钻进整理国故的圈子,食古不化,标榜“国粹”;也有的人走上了各种牌号的改良主义道路:如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之类;也有的人标榜所谓国家主义。就在这样生气勃勃却又一切动乱、思想庞杂的环境中,我逐渐地发现高师中有一群青年,他们学习刻苦努力,生活态度严肃,热心公益事业。他们多数属于一个叫“工学会”的组织,而且多数人是和我一样靠本省官费过活的穷学生。我又逐渐知道,他们曾得到李大钊同志的暗中指导。

后来由当时“工学会”的一名活动分子的介绍,我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工学会”的活动从学习互助,贩卖书刊文具,扩大到办职工夜校;从阅读进步书刊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随着形势发展,蔡和森同志由巴黎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在北京酝酿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也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并于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了高师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我负责主编一份小报,以公开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份八开的铅印小报取名为《劳动文化》。这份不定期的小报只出了四期,撰稿者有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统、许兴凯等人。李大钊同志仔细地看过我们的每一期小报,以致一九二三年初,两位日本共产党的同志由莫斯科返国路经北京时,李大钊同志曾介绍这两位同志和我们座谈,并让我们捡出《劳动文化》已出版的一、二、三期送给日共同志。

当时李大钊同志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已经有很多文章问世。象他这样一位冬一棉袍、夏一布衫、茹苦食淡、苦心孤诣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是我们一些年青人景仰的先辈。李大钊同志关于“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等论述,和“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科学预言,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到新社会的曙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三年,我在高师课业结束,被派往安徽阜阳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大概是相当于现在“毕业实习”一类的性质)。临行前,李大钊同志曾嘱咐我,可在青年学生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到地方越多越好,接触青年学生越广泛越好,任务是“广种薄收”,以学校教师的公开职业作为掩护进行宣传活动。同时也告诉我,不担负发展组织的责任。从当时的环境看,李大钊同志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他重视宣传舆论和思想发动工作。他对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的意见,既合乎实际情况,又切实可行。这样,李大钊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就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启蒙的先辈,而且还是一位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这一宝贵的指示,几乎贯彻在我一生的活动和工作中。

一九二三年底,我回到北京,领到高师的毕业文凭,并按当时的规定,回到云南昆明,担任中学教师。临行前,李大钊同志给我布置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多地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一九二五年冬,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形势发展,北方党组织通知我回北京。我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九二五年底了,我去向李大钊同志汇报云南情况,当时李大钊同志在苏联大使馆办公,但另开一旁门出入。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东北(当时叫满洲)很需要人,你赶快去,找吴丽实同志接头。他还向我介绍了东北的情况,布置了在文化教育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要求。当时由李大钊同志派往东北开辟党的工作除了吴丽实同志外,我知道的还有任国桢、杜继曾等同志。由李大钊同志批准,一九二六年春我在哈尔滨转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在大革命的形势推动下,由于吴丽实同志的具体组织领导,哈尔滨等地党的工作虽是秘密的,但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在文化教育界,党组织掌握的或党员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报纸有《哈尔滨日报》、《国际协报》的副刊,并出版了一份叫《灿星》的文艺刊物。党组织派人经办的滨江大戏院经常放映介绍苏联和十月革命的电影。党在铁路工人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进展。以吴丽实为主要负责人的哈尔滨特区党组织的工作,显得很活跃,因此也就引起了东北反动军阀的注意。

一九二六年底,由于《哈尔滨日报》上刊载了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侵占东北,抗议反动军阀认贼作父的文章,《哈尔滨日报》被迫停刊,滨江大戏院也被封闭。一些同志被捕和被迫转移,工作遇到一定的困难。这时,吴丽实同志曾派我回北京向李大钊同志汇报情况。我到北京见到李大钊同志,由于繁重的工作,他清瘦多了,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如故,他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让我赶快回东北,转告吴丽实同志,随着大革命、北伐形势的发展,党的活动还要发展扩大,东北也将成立新的机构。李大钊同志还指示我们,活动要注意隐蔽,不要过于暴露,已封闭的报馆、戏院就不要恢复了。总之,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聚集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次年,即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们在哈尔滨成立了最早的以吴丽实为书记的满洲省委。党在东北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就在此后不久,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随后英勇地就义于反动军阀的绞刑架下。“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李大钊同志悼念牺牲了的战友的诗句,也成了后起的同志对李大钊同志作为伟大的革命先烈的颂歌和最深沉的悼念。

从我和李大钊同志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是沉默寡言笑的,但一当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却异常精辟而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极为刚毅的印象。建国以后,林伯渠同志为《李大钊选集》题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这总算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李大钊同志一生的为人和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时候,我曾想到过这总算是初步实现了先烈的理想,算是对先烈的缅怀和安慰。李大钊同志早年的诗中曾写过: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是对那些以身许国、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纪念,也是神州久经风雨、获得胜利的记录。但是,要在神州建立经得起任何风雨考验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我们这些幸存者的任务还很繁重,年青一代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但愿我们永远记住先烈的献身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斗争意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勤奋地工作和不断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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